古老的“道路”母题之下的第三世界寓言，充满着大量的隐喻.
如果说，在现代性的规划中，教师／知识分子被派定为一个重要的角色——现代文明的启蒙者、文化的播种者，我们将看到在影片中的两位教师反倒更像是某种穿村走巷、沿途叫卖“知识”的“小贩”，并“堕落”成乞食者.
另外，除去赛义德临时新房中的一幕，黑板这一负载着现代教育的内涵并充当着现代教育的象征的能指，则无时无刻不充满着荒诞感，呈现在一个不断被转移其功用、丧失其所指的过程之中：担架、掩体、彩礼、离婚赔偿、夹板……如果说教育、教师、黑板象征着现代文明的力量和意义，许诺着对愚昧、贫穷中的人们的拯救，那么也正是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的灾难（两伊战争），毁灭着教育和接受教育的可能.
《劫机》的寓言由此成为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神话极为辛辣的反讽，对现代性话语自身的质询.
6/10.
当东路在火车里和人讲完美犯罪，车窗外大片油菜花的亮丽美景不仅舒缓全片阴郁的气息，且通过东路和富商太太围绕杀夫事件的动机和合理性，看似脱离主线地为好人变坏的结尾反转埋下伏笔，但问题就在香港导演论述人性善恶时总是画蛇添足，道理也不深刻. 案情的信服度同样奇怪，局长接受兵工厂老板贿的目的为何，兵工厂出事、罢工不足以需要两人合谋以及泄密后杀害工人，东路出场时先上吊后服毒的亲身是实验在侦探片中屡见不鲜，纯属照搬照抄. 影片设置的时代背景矛盾重重，官商勾结在阳光明媚的狩猎场所谈交易，工头耀武扬威，工人则穿着分不清颜色的工作服，看同伴屈死在冰冷的雨夜而敢怒不敢言，深色的机床和长长的过道都营造出压抑人心的封闭感，幽灵子弹的恐惧宛如工人群体的愤怒，导演本有机会创造一种时代因素诞生人性恶的隐喻，却白白浪费了.
影片根据1971年1月发生的大韩航空F-27劫机未遂事件改编，以全世界客机劫持事件猖獗的20世纪70年代为背景，讲述1971年一架客机在韩国上空被劫持，机组人员与乘客们在极端状况下展开殊死搏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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