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李弘祺在1978年曾慨叹“许多历史学家早已把他们自己的社会良心捐弃，以致今天的历史学家无法负担起社会批评的责任，甚至于把它交给新闻记者或散文作家。这不是值得我们乐观的地方”。而他在1991年又说“太多中国人宁愿做知识分子，但太少人肯当学者”，可知他本人对此也是处于矛盾和紧张的心态之中。对任何一个读书人来说，学术与社会的关系的确是个至为重要又难于处理的问题（详另文）。
由于职业的关系，记者和散文家发表意见通常带有“短频快”的特点，比学者更具随意性，这或者是导致有些学者对他们略带轻视的原因之一（有意思的是记者和散文家其实也不太看得起学者，在今日一般人心目中的社会定位中，学者恐怕确不如记者，而不少学者对媒体的关注也还真有点“受宠”的感觉）。也许是有意要矫正散文家偏于“短频快”的印象，今日我们许多文学刊物忽然大量刊发带点文化色彩的时论（篇幅长短不一，论者似多自视为“思想评论”）；过去写散文随笔或报告文学的人突然都“深刻”起来（与全社会的趋于“浅显”适成鲜明对照），已不仅是李先生所说的散文作家承担起社会批评的责任，他们其实就在构建时代“思想”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