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羊癫疯是真的。病人忽然醒了过来，听见了喊声，就走了出去。’嗯，那又怎样呢？是不是他看了一下，就对自己说，让我去杀死主人？但是他怎么会知道里面所发生的情形，既然他在那时以前还一直躺在那里，人事不知？诸位，你们知道，幻想也总得有个限度！
“‘也许是这样，’细心的人会说，‘但要是他们两人同谋，一块儿杀人分赃，那又怎样呢？’
“是的，这的确是个很有分量的问题，而且首先，马上就可以拿出支持这个疑问的极大的佐证：一个动手杀人，承担一切，另一个同谋者蜷卧在床，假装发羊癫疯，——就是为了预先引起大家的疑惑，使主人、格里戈里提心吊胆。有趣的是这两个同谋者到底出于什么动机会想出这样疯狂的计划来呢？但是，也许这共谋在斯麦尔佳科夫来说并不是主动的，而可以是被动的，不得已的。也许受了恐吓的斯麦尔佳科夫只答应对于谋杀不阻挡，但因为预感到人家会指控他纵容谋杀主人，不呼喊，不抗拒，——所以预先请求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允许他到时假装羊癫疯发作，躺在那里，‘你尽管去杀你的罢，与我不相干。’但即使果真如此，那也同样因为羊癫疯一发，家里一定会引起慌乱，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预先见到这一层，也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这个主意的。……不过我可以暂且让步，就算他能同意；但是结果仍是一样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终归是凶手，直接的凶手，是他起意杀人，而斯麦尔佳科夫只是被动的参与者，甚至还不是参与者，而只是由于惧怕才违背自己的意旨加以纵容。法庭是一定会区别对待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被告刚一被捕，就一下子把一切都推到斯麦尔佳科夫一人身上，只对他提出指控。并不指控他和自己同谋，却只指控他一个人，说这是他一个人做的事，他杀人越货，是他一手干的！既然两人立刻互相对咬，那又算是什么同谋呢？这是永远不会有的事。而且你们应该注意，这在卡拉马佐夫是极冒险的事：他明明是主谋，而斯麦尔佳科夫却不是，只是纵容者，作案时正躺在隔板后面，而他竟想把一切推在一个躺倒的人身上！那个躺着的人一生气，单单为了自卫也很可能会马上把事实说了出来。他会说，这是两个人都参与干的，不过我没有杀人，只是因为害怕才准许和纵容了他。因为斯麦尔佳科夫会明白，法庭一定会马上辨清他的犯罪的程度，因此他可以指望即使自己受到惩罚，也一定会比打算把一切推到他身上的主犯所得的刑罚要轻得多。但要是果真这样，他不用说是一定会直供出来的。然而我们并没有看见这种情形。斯麦尔佳科夫一点也没有露出同谋的话，尽管凶手曾坚决地把他指控出来，一直指控他是唯一的凶手。不但如此：斯麦尔佳科夫在预审的时候反而坦白说，是他自己把关于装钱的信封和暗号告诉被告的，要是没有他，被告将毫无所知。假使他果真同谋犯罪，他会不会在预审的时候这样轻易地说出这话，说一切都是他自己告诉被告的呢？相反地，他必然会一味抵赖，把事实加以歪曲和缩小。但是他既没有歪曲，也没有缩小。只有无罪的人，不怕人家指控他同谋的人，才能这样做。现在他由于羊癫疯和不久前爆发的这桩祸事，害起了病态的忧郁症，竟在昨天上吊自杀了。死后留下了用他那种特别的文体写的一张纸条：‘我出于自觉自愿，消灭了自己的生命，与他人无涉。’是的，最好他在纸条上再添上一句：凶手是我，不是卡拉马佐夫。但是他并没有添上。他的良心对一件事情敢做，而对于另一件事情却不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