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８２岁的朱德始终泰然处之。正如肖克后来评价的那样：“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也作过检讨，只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不用浮夸言辞哗众取宠……他的度量之大，胸襟之宽广，无不令人钦佩。”他在全会结束以后，用了近半月的时间，把自己从１９５０至１９６６年的３８０件讲话稿、文章重新认真地翻阅了一遍，检查自己的言行。
从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到九大召开的５个月间，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继续加紧对朱德等的攻击和诬陷。１１年后，吴法宪、邱会作等被押上法庭时，在事实面前，承认他们所讲的话“没有根据，都是捏造的，就是为了突出林彪”，“完全是跟着林彪摇旗呐喊”。
在他们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中，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就是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案件之一。１９６８年１２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在办案人员的诱逼下，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另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说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９人，委员有王震、肖华、伍修权等１６人。并且成立了“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各系统都有他们的人”。还说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这样一份荒诞离奇的供词，却引起谢富治的极大兴趣，他看到汇报后说：“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直到党的九大以后，谢富治仍对办案人员说：“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