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任正非觉得隐私保护最重要的并不是强调信息的保密，而是要强调隐私保护对社会以及个人安全的维护，在必要的时候，信息是需要公开且需要一个监视系统来维护个人信息的安全的。任正非举了一个例子：“十几年前在深圳，每年骑着摩托车抢女孩子包的事件大概有1.8万件，去年是0件；去年杀人命案有94宗，但全都破案了。中国的社会治安反过来比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好，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从国外回来以后，都觉得中国的治安好。但它也牺牲了很多人的隐私，包括我的隐私，我开车走到哪儿，摄像头就把我拍下来传上数据库了。”不过，任正非觉得数据库是有权限的，任何人都不能私自查看这些信息数据，就连警察破案也需要走法定程序，获得批准后才能阅读数据库的资料。通过这样的查案方式和监督方式，整个深圳的犯罪率不断下降。
中国对信息的管控实际上更为合理，不会随便侵犯公民的隐私，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会通过一些信息监督措施来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得到保障。相比之下，美国在隐私管控方面存在一些极端表现：比如美国发动的棱镜门事件，本质上就是对全球国家进行监视，而且就连自己国家的公民也不放过，这样做完全是违法的；而另一方面，美国在平时又过于宽泛地所谓尊重隐私，反而有时对生活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比如有的人去商场会偷偷藏枪，但是美国标榜重视人权，一般情况下，商场保安是无权检查的，结果很多时候导致枪击案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