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面对两大盆山楂和一大捆竹签子在小板凳上坐下时，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和前途都够酸的。转而想，自己毕竟从此和一个单位——一家冰棍厂建立了某种关系，返城后那颗无着无落的心，便安定了许多许多。他甚至认为有必要让父亲再给街道主任从木材加工厂买一方“内部价格”的木柴，然后求她将那份“长期合同”上的死去了的老头儿的名字，改成他姚守义的名字。
从穿糖葫芦中体味到“艺术工作”的情趣，那是在她开始和他一块儿“共事”之后才渐渐达到的一种境界。
她领着孩子来时，他刚穿了五六支。
“大娘不在家？”声音很低，有些喑哑。
他抬起头，见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犹豫着进不进屋。黑色短呢上衣，红围巾，灰涤卡单裤罩在棉裤外，翻毛皮鞋。他竟丝毫也没看出她是一个返城女知青。要是她不领着一个孩子，他会误以为她是刚念到初一下学期的弟弟的班主任老师来家访。
“收电费去了。”他说罢就又低下头去穿糖葫芦。待业知青的社会地位，使他在任何年轻女性面前都不由得产生羞惭心理。
“那……我等大娘一会儿行吗？”
“行。”他觉得她问得好笑。心想：你又不是来到了什么大干部家里，我也不是首长秘书，何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