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的公共言论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有以下两点：一是追求“国是”“公论”，提升言论在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二是“野议”与“朝议”相对立，在野言论日渐兴盛，最终形成以东林、复社为代表的“清议”。
就前者而言，明代末年，由于朝局的变化，很多学者都开始关注“国是”，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这种见解，细加分析，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虽对“国是”有详细的阐释，但从总体上还是将国是的大权最终归结到皇帝手上，而部分轻视了来自在野士人乃至民间百姓的力量。杨锵之说无疑是这方面见解的典型。杨锵认为，国是有定体，无定局。所谓有定体，概言之，即或以缜密为是，或以疏阔为是；或以明审为是，或以含糊为是；或以紧捷为是，或以渐次为是；或以刚割为是，或以隐忍为是；或以振刷为是，或以因仍为是。这是一种千古不易的定体。所谓无定局，概言之，即或古为是，而今为非；或前为是，而后为非；或名为是，而实为非；或常理为是，而窾会为非。这就是说，所谓无定局，就是国是必须随时变通。至于国是之得，或出于皇帝之独断，或出于辅臣之老谋，或通过一些隐君子之上言而起到拾遗补阙的功能，或由一些虚中之人的不断上言，而使国是得定。而国是之失，“或际夫己穷而不变，或狃于积习而苟安，或决裂于书生之执拗，或厄夺于重臣之专愎，或阴挠于朋党之盈廷，或纷更于噪夫之喜事”。正是从这一点上，杨锵得以看出“有治人，无治法”。所有这些辨析，杨锵终究归于下面的结论，亦即承认孔子所谓的“辨言乱政”。换言之，轻率的言论往往看上去很有道理，似乎可用，其实“谬于时”，不合时宜。[34]第二类是对“国是”与“国体”“国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辨析，在此基础上确立国是在国家政权体制中的地位。将“国体”“国法”“国是”并列而拟为国家政治构成的三大支柱，这不仅是东林党人缪昌期政治学说的特点，更是以“公天下”为基本内涵的“国是”说的典型。“国体”与“国法”，是“人主之所独”，而“国是”却是“天下之所共”。[35]“国是”是出自群心之自然，而成于众口之同一。换言之，“国是”就是众口一词，以匹夫匹妇的所是所非作为仲裁是非的标准。这种出于人心之自然的公论，即使天子也不能侵夺公卿大夫的公论权利；同样的道理，公卿大夫也不敢侵夺愚夫愚妇的权利。缪昌期“国是”出之匹夫匹妇的主张，作为一种舆论大众化的学说，仅为理论上的假说而已，而事实上他根本不想也不愿将它付诸实践。公论存于愚夫愚妇，并不是真的从愚夫愚妇的口中一一流出。如果公卿大夫不立意见，不逞意气，凭着“率然之偶发”，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代表愚夫愚妇的公论。换言之，公卿大夫可以成为大众舆论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