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一个方面的问题，即怎样看待历史变化的动因。对此，当人们摆脱“天命”史观后，主要有两种历史观念：
——圣王史观。这在本质上是英雄史观，古代史学家、思想家多受到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墨子的思想是有代表性的。[84]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85]
这是把社会的“治”，都归结到“圣王”的身上，于是墨子的“尚贤”思想不禁又黯然失色了。
——重民史观。春秋时期，重民思想已经滋生，看到了民众在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中的作用。战国时期，这种历史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孟子和荀子是这方面的代表。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86]“民为贵”的思想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基础。他的这种重民史观，在先秦时代实在是光彩夺目。在孟子之后，荀子进而指出：“善生养人”、“善斑治人”、“善显没人”、“善藩饰人”，谓之“四统”。“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四统者亡而天下去之”[87]。这是充分肯定了民众在治乱得失中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