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一个方面的问题,即怎样看待历史变化的动因。对此,当人们摆脱“天命”史观后,主要有两种历史观念:
——圣王史观。这在本质上是英雄史观,古代史学家、思想家多受到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墨子的思想是有代表性的。[84]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85]
这是把社会的“治”,都归结到“圣王”的身上,于是墨子的“尚贤”思想不禁又黯然失色了。
——重民史观。春秋时期,重民思想已经滋生,看到了民众在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中的作用。战国时期,这种历史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孟子和荀子是这方面的代表。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86]“民为贵”的思想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基础。他的这种重民史观,在先秦时代实在是光彩夺目。在孟子之后,荀子进而指出:“善生养人”、“善斑治人”、“善显没人”、“善藩饰人”,谓之“四统”。“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四统者亡而天下去之”[87]。这是充分肯定了民众在治乱得失中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