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应当看到，文化多元化乃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精神产物。在欧洲中心论统治的时代，经济尚未全球化，文化也谈不上多元化。只有在经济全球化日渐成为事实的时代，随着各民族、各国家之间各种壁垒的拆除，许多过去被认为是落后的民族、国家的文化才在国际上为人们所发现、认识和承认，这才有了文化多元化的前提，有了谈论跨文化的可能。试想，在中国尚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睡狮”的时代，哪有什么中西文化对话可言？
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文化逐步地、经过严酷的斗争走向融合的大趋势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民族既有其民族性，又有它所处的时代性，时代性的变迁首先是与它在经济上的对外接触相联系的。时代性居于上述周边的地位，民族性居于中心地位，一个较敏感，变速快；一个有惰性，变速慢，时代性与民族性经常处于斗争之中，但民族性终将（甚至是很遥远的）会因时代性的不断变迁而与别的民族性相融合。融合不是混合，也不是取消差异、取消民族特色，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一种民族性中、一种文化中，越是具有生命力的因素越能保持其相对长期的稳定性，甚至可以在新的融合体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而那些生命力较差或无生命力的因素则在新的融合体中无足轻重，甚至从根本上丧失自己的位置。一种民族文化传统能否延续和发展，最终依据其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经得起时代性的冲击和检验。违反时代潮流，硬性地维护某种民族文化传统，是不切实际的。不能仅仅因为某种文化传统是本民族所固有的，就不管其是否具有生命力而一味加以维护；而且，即使是对于某些值得维护和扶持的东西，其本身也必须作相应的、适当的调整。一个圆的周边位置变了，中心还自岿然不动，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