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的佛、道之所以发生激烈的冲突,与其传教策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万历十一年(1583年),利玛窦肩负着耶稣会的重托,踏上“文明鼎盛”而又神秘莫测的中国国土。在研究中国文献和语言的同时,他敏锐地发现儒学和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遂改变前一年进入中国时认同佛教的做法,改行穿儒服、行儒礼的所谓“合儒”、“超儒”,排斥释、老的传教路线。此后利玛窦传教活动的顺利展开,说明这是一条成功的道路。但这种做法,却将天主教摆在与释、道二教对立的位置,不可避免地要引发传教士与僧徒道众的宗教之争。按照利玛窦的说法,这就是“所是所非,皆取凭于离合,尧、舜、周、孔皆以修身事上帝为教,则是之;佛教抗诬上帝,而欲加诸其上,则非之”[86]。
最早的天主教与释、老间的大论战,爆发在双方代表人物集中的杭州和福州。
为了附会儒家,攻击佛教,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不惜编造神话,曲解历史。例如利玛窦编造说:“考中国之史,当汉明帝时,尝闻其事(天主教),遣使西往求经,使者半途误值身毒之国,取其佛经,流传中国,迄今贵邦为所诳诱,不得其正道,大为学术之祸,岂不惨哉!”[87]教徒们更是公开以排佛辟道为己任,声称:“缙绅亦好习其(佛、道)者,徒以生死之际,孔子未尝明言……虽欲骤折之,而无辞焉。岂知教从天来,二氏不奉天,即非正教,妄自主教,即为亵天,此易折耳。若夫(天主教)治世既不离君臣父子之经,而修性又详通生死幽明之理,得非至大至公正之道乎!”[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