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需要的不只是科学，也不只是欲望的满足，而是用科学为经受了理想准则的考察净化和批判过的欲望服务。科学研究事物是什么和如何可能，但是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天文学，甚至心理学和社会学，加在一起都不能依靠其自身或用它们自己的方法揭示可以让人为之生和为之死的一个单一的理想。士兵用物理学和化学的方式死去，而不是为它们去死。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s）同样可以使用心理学。一名小政客和一名救世军少女可以使用同样的社会学。但是亚当斯小姐和戈培尔博士、政治家和宗教工作者，为之生和为之死的准则规范却不能从心理学或社会学中找到。一切准则当然都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事实，但是用来建立事实和原因的科学方法却不能决定哪一种理想是正确的，哪一种理想是错误的。只有诉诸统一包容的理性，亦即诉诸哲学及其对真、善、美、信仰准则的探索才能做到。［17］
苏格拉底看到生理学的知识绝无可能解释人类行为的产生，于是转而研究善，并试图劝说人们寻找生活的理性准则。［18］希腊人给苏格拉底喝了毒药，就像罗马当局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伊曼努尔·康德讲授关于纯粹实践理性的首要性学说，这是在用他自己的表达方式指出：我们研究科学或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惟一依据就是发展人类品格。康德不是殉道士，但他的核心学说却消亡了。有些注意到它的人得出结论说，康德的意思是实践比理性更重要；还有一些注意到它的人只吸取了康德正式的实践理性学说的缺陷（这些缺陷确实存在）。但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它的主旨——善的生活是对选择范围内的理性的忠诚，这种忠诚比忠诚于感性王国中的理性更加高尚，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