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响抗疫狙击战起，像这样的不眠之夜，对于周祺而言已然是“家常便饭”。据了解，从患者确诊后，流调小组必须在6小时内完成相关病例的流调报告，报告约8页纸，涉及100多个问题，“有时候多吃一个红绿灯，心里都像火烧一样”。周祺说。
100多个问题，涉及哪些内容呢？周祺举例称，比如患者什么时候开始发病？期间乘坐了哪些交通工具？和哪些人有过密切接触？有没有做防护？……“吃过的每一顿饭、坐过的每一个交通工具都要明确，”周祺说，“一份确保详尽的流调报告，必须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疑似患者在过去14天内每一个时间段的去向、行为都必须严丝合缝地卡在一起。这中间，哪怕仅有一个地点是模糊的，都很可能导致无辜的人暴露在未知的病毒风险中。”
“所以报告中每一项信息的精准，是我们必须也是唯一的坚守。”流调人员说。可百姓、百姓，每个人情况、性格都不同，你怎么可能知道他（她）所说的话全是真实的呢？或者他确实根本记不得了又能怎么办呢？在当年“非典”疫情时，有一次我跟随梁万年的团队到北京西城区某一个小区搞“流调”，不说我们一行的打扮像“地下工作者”，单单你驾车进入小区的过程就得想尽办法，因为如果开着“120”救护车，这整个小区可能就影响了，居民会“奋起”抗议“疑似者”和他们的家属，甚至有人合众要把这样的“可疑分子”赶出小区。所以你流调人员不能公开身份大张旗鼓进入目的地。好，就算你找到了流调对象，人家可能不一定让你随随便便进入居住房间内，你可能只能在楼阁的拐角处跟他远距离地“聊”。人家说了，谁知道我本来没传染，你们一来如果传染了我们谁负责？说的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你流调人员不把准确的信息调查清楚，一万中只要有“万一”情况没摸清，可能就阻不住又一个“疫”战的大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