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轩昊已降，迄至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207]
唐太宗为一代明君，他晚年所写的这部君主论，自然也包含了他本人的经验教训，从而使这部书具有不同于一般君主论的意义所在。
三、“封建”论及关于国家起源、历史进程的新认识
关于“封建”的讨论，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所引起，其核心问题是朝廷跟地方的关系，但这个问题也涉及对于历史的认识，反映出人们的历史思想。秦汉以后，怎样看待“封建”即分封制，始终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班固略述了西汉分封的历史，但他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评论，只是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鉴）戒焉。”[208]
隋唐五代时期关于封建论的讨论，在历史思想上是上承魏晋南北朝曹冏、陆机等人的见解而提出辩难，在政治思想上则与唐初是否实行世袭刺史制度的决策有关。唐太宗时，令群臣议封建，大致有三种意见：赞成的，反对的，还有主张“分王诸子，勿令过大”的。魏徵、李百药、于志宁、马周、长孙无忌等都持反对意见。魏徵从唐初的经济、政治状况出发，不赞成分封事。于志宁认为“古今事殊”，“宗室、群臣袭封刺史”事，“恐非久安之道”。马周从历史教训考虑，认为分封之制，易生骄逸，“则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长孙无忌虽在受封之列，也反对分封，上表称“缅唯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两汉罢侯置守，蠲除昔弊，深协事宜。今因臣等，复有变更，恐紊圣朝纲纪”。李百药作长篇奏论驳世封事，指出：“得失成败，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里之间，俱为采地。是则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纪纲弛紊，断可知焉。”他批评陆机、曹冏主张分封的说法是谬妄之言；建议唐太宗“以质代文”，不要忙于“定疆理之制，议山河之赏”。[209]最后，唐太宗终于罢封建事。在这次涉及现实和历史的反复讨论中，一些史学家参与了，并且阐述了历史进化的思想，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其势盛于诸侯，柳宗元撰《封建论》，以说明历史而审视现实。柳宗元反复论证，殷周时代实行分封制带有必然的趋势：“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同样，自秦而下，废分封而设郡县，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不可变也固矣”[210]，不能看作是违背了“圣人”的意愿。这样，柳宗元就接近了把历史进程看作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之认识的边缘，从而达到了这个时期历史思想领域里的最高成就。《封建论》在当时的现实意义，是为唐宪宗等人对藩镇势力进行斗争提供了历史的根据和理论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