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经学与史学二者的性质和功能的角度来看，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
（三）史学在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学术中处于不同地位之原因
以上说到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长期占有仅次于经学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是与印度、古代希腊很不相同的。
在古代印度，史学未能真正从其他学术中分离并独立起来。英国学者E. J. Rapson曾说：“婆罗门教、耆那教和佛教僧侣所掌握的文献，自然一定是重在表述信仰的而非民族的体系。它们一定是重思想甚于重行动，重理想甚于重事实。实际上，作为宗教史和哲学史的史料、法律和社会机构成长的史料、诸如有待于对事实作精审考察的文法学之类的学术发展的史料，它们在古代世界上都以其丰富性和连续性而居无与伦比的地位。可是，作为政治进程的记载，它们就付诸阙如。只靠这样的材料，要想把穆斯林征服以前的任何印度国家的政治史理出一个大纲都是不可能的。”[109]这种说法是倾向于以古代印度人的重宗教、重思想而轻现实作为解释的。
印度学者R. C. Majumdar承认古代印度缺乏史学文献，也没有出过像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罗马的李维、塔西陀那样的史学家。不过，他又不同意用印度人重来世轻今生的宗教倾向作解释，因为古代印度在法律学、政治学、管理艺术等现实层面的学术都是很有发展的。至于如何解释，他说：“很难对这种缺陷作出合理的解释，不过事实无可怀疑。”[110]的确，要作完全能使人满意的解释是不易的。我们知道，古代印度学术是很发达的，上文谈到“六吠陀分”就包含了多种学术，而且其中文字、音韵、训诂、礼仪、天算等颇与中国之经学内容相近似。所有这些学问以及其他种种学问，实际上在印度都有其与宗教学说相关联以至为宗教服务的成分。为什么唯独没有历史学的出现呢?这仍然要从印度宗教的情况来考察。在印度，不论是婆罗门教、耆那教还是佛教，都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虚幻的，而宗教所追求的最终境界则是长驻永恒的彼岸世界。历史永远属于此岸世界，史学所能体现的变中之常或某种法则也只能是属于此岸世界的。因此，史学是不能成为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的有效论证手段的。当然，在低层次上，某些历史故事可以说明宗教里的善恶报应的理论。例如，在《佛本生经》（Jataka）里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或寓言，都是用来说明善恶皆有报应的道理的。不过，这只要零星的故事和寓言就够了，系统的历史因果关系并非必要的；所以《佛本生经》里出现的人物和地方通常就是那么一些，或者说这些人物和地方作为虚拟也是能够满足要求的。我想这也许可以作为古代印度史学没有发展起来的一种解释。在古代希腊，史学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其发展程度绝不能说在古代中国以下。但是，在古代希腊的学术里，史学所居的地位却无法与中国古代史学所居的地位相比。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的卷一第二章里说明，哲学不是研究任何具体学科的学术，而是研究根本的原理和原因的学问，所以是一切学术中最根本、最神圣的学术，“所有其他学术，较之哲学确为更切实用，但任何学术均不比哲学为更佳。”[111]于此可见，在古希腊人那里哲学处于最高地位，大体与古代中国经学的地位相似。至于史学，亚氏的估价则实在不高。他在《诗学》中说：“史学家与诗人之区分不在于一个在写散文而另一个在写韵文，诚然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可是不论有韵无韵，它仍将是一种历史。二者的真正区分是，一个叙述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另一个则叙述将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诗比史更近于（科学）并更严肃，因为诗有助于提供一般真理，而史只提供特殊的事实。”[112]在亚氏看来，在一切学术中，哲学地位最高，诗因比史更近哲学，地位也比史学为高。这样史学就只能居于第三级的学术的队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