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民俗学受到了摧残，但并未停止发展。1943年冬，顾颉刚和娄子匡在大后方的重庆成立中国民俗学会，次年又以学会名义出版两人主编的《风物志集刊》。在上海，李白英、钱小柏也编辑有《新中国报》之《民俗周刊》，并成立“中国民俗学社”，继续坚持学术活动。
总之，1927年后，中国民俗学得到了较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此期产生的各种民俗学会组织就有10余个，创办的有关民俗学刊物达30余种。收集到的民俗资料空前繁富，尤以北平、广东、浙江和福建的报刊发表的征集、调查的本地及外地的民俗材料最为突出。同时，研究论著的数量和质量也都有显著提高。
在民俗学理论方面，此期主要以介绍和传播西方与日本的学术思想为主。比较重要的译著有杨成志译英国民俗学家班尼的《民俗学问题格》，江绍原译瑞爱德的名著《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胡愈之译倍松的《图腾主义》，郑振铎译的《民俗学浅说》，杨堃译汪继乃波的《民俗学》等。
在介绍西方民俗学理论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在试图摸索着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1934年出版的方纪生著的《民俗学概论》和林惠祥著的《民俗学》两书是这方面最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前者在阐述民俗学理论时，大量利用了中国材料，很有意义。邓子琴1947年出版的《中国礼俗学纲要》一书，则是从民俗学的一个方面做出的体系建构尝试。此外，还有不少重要的论文，如张瑜的《民俗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何思敬的《民俗学问题》、容肇祖的《风俗学试探》、薛汕的《科学的民俗学发凡》等都对中国民俗学的理论进行了有见地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