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个人的感觉是，何伟亚更多地是为防止从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准则的角度对乾隆外交政策实施价值评判。他的任务是解构这种判断赖以生存的权力话语，同时也把解构工作当作了自己的某种政治立场。如此言说当然和政治脱离不了干系，却有可能在“同情之理解”这个层面相对平等地看待中英双方的关系，至少可以相对平和地理解各自所持立场的历史缘由。这说明，后现代方法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激进地解构某种叙事策略方面，而且提供了解读历史对象的多元视角。这些视角有可能使我们对历史的解读深化进不同的层次，特别是那些被神话化的维度及其与构造其权力系统关系的探究，应是一个重要贡献。因为这类叙事往往重点不再强调过去确实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它如何被后人为自己的目的而加以重新塑造，这个角度是以往叙事所忽略的。柯文曾以“拉史曼（Rashomon）效应”加以说明。所谓“拉史曼效应”，在英语中是指不同的人依据自己所处的不同位置（不论是确实的还是象征性的），而对某个事件所做出的不同解释（不同版本的“真理”）。后现代的历史写作则进一步认为，人们所创造的历史和人们所写的、所利用的历史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33]因为“现代化”叙事中的实证主义是基本拒绝对历史对象进行不同的建构式理解的，求真的逻辑具有相当的垄断性。因此，破毁现代化逻辑的层次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资料想象层次的破坏，即把历史事件、历史经历和历史神话的构造分开加以认识，柯文近期关于义和团的研究对此进行了尝试。二是对原先由现代化逻辑指导下建构起来的对史料主体与边缘界限的划分。一些不被人注意的处于边际位置的史料开始被纳入研究视野，由此引发了性别研究、医疗史研究等新的研究领域。可见我们需要澄清一个误解，即后现代研究只是靠凭空想象来建构自己的史学解释框架，而完全忽略了对史料的搜集和解读。实际上真正后现代意义上的史学应该更加重视史料的开掘，只不过他们不会戴着现代化逻辑制造的眼镜去筛选甄别面前的史料，而是更加关注被主体史学遗漏掉的边缘性史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