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政委隔着铁栏杆和雷国良握一下手,其他人站在杨政委身后,打消了上前握手、问候的念头。人一进到这里面,就不由感到压抑。雷国良已经提前得知杨政委要来看他,所以并没有显得激动,眼眉低垂,表情淡漠,只说了声“谢谢”,就不再主动说话。
雷国良“文革”期间只是一位小学校长,他的学生造他的反,抄他家时,他十岁的独生儿子跳楼,摔断了脊椎,高位截瘫,终生坐轮椅,一直没有娶亲。后来他官越做越大,开始收钱,他对自己有个约束,不论给别人办多大的事,每次最多收五万,靠日积月累,聚沙成塔,给残疾儿子攒一大笔钱,好让他终生有花不完的钱。他觉得对不起儿子,想用这种方式给儿子补偿。交代案情时,他是这么说的。多年来,他一直小心翼翼收小钱,手不敢伸太长,看到自己升迁无望,接近六十岁退休年龄,终于还是没能忍住,收了承包商一笔大钱——三百万。常在河边走,很难不湿鞋,事情就出在这一笔大钱上,承包商供出了他,同时把他以前好不容易攒下的两千多万牵扯出来,送进了国库。他很后悔,后悔不该拿这三百万,如果当时再克制一下,或许后半辈子就平安无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