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理学的人,本来并没有教人以空疏。但是人心不能无所偏重。重于内的,必轻于外。讲理学的人,处处在自己身心上检点,自然在学问和应事上,不免要抛荒些,就有迂阔和空疏之弊。程朱一派,注意于行为,虽然迂阔空疏,总还不失为谨愿之士。王学注重于一心——在理学之中,王学亦称为心学——聪明的人,就不免有猖狂妄行之弊。本来猖狂的人,也有依附进去的。其末流流弊,就大著。于是社会上渐渐有厌弃心学,并有厌弃理学的倾向。但这所谓厌弃,并不是一概排斥,不过取其长,弃其短罢了。在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先生,最可以为其代表。
这三位先生,顾王两先生,是讲程朱之学的。黄先生则是讲陆王之学的。他们读书都极博,考证都极精,而且都留意于经世致用,制行又都极谨严,和向来空疏、迂阔、猖狂的人,刚刚一个相反。中国自秦汉以后,二千年来,一切事都是因任自然,并没加以人为的改造。自然有许多积弊。平时不觉得,到内忧外患交迫之日,就一一暴露出来了。自五代以后,契丹、女真、蒙古,迭起而侵略中国。明朝虽一度恢复,及其末造,则眼看着满洲人又要打进来。返观国内,则朝政日非,民生日困,风俗薄恶,寇盗纵横,在在都觉得相沿的治法,有破产的倾向。稍一深思熟考,自知政治上、社会上都须加一个根本的改造。三先生的学问,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黄先生的《明夷待访录》,对于君主专制政体,从根本上下攻击。王先生的《黄书》,这种意见也很多。顾先生的《日知录》,研究风俗升降、政治利弊,亦自信为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之书。这断非小儒呫哔(tiè bì),所能望其项背。后来清朝人的学问,只讲得考据一方面,实不足以继承三先生的学风。向来讲学术的人,都把明末诸儒和清代的考证学家,列在一处,这实在不合事实,不但非诸先生之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