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献了一批贡品，计有：“紫檀镶楠木宝座一尊、紫檀镶楠木御案一张、紫檀镶楠木五屏风一座、紫檀天香几两对、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镀金洋景表亭一座、镶玛瑙时辰表两块、黄猩猩毡五匹。”这次贡品送上之后不久，乾隆皇帝给二李发了一封圣旨：“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进几样来。”因此，李永标、李侍尧两人敢不再送？敢不出去四处寻摸更“大而好”的西洋钟表？
进贡虽然是地方高官的私人行为，但钱却是地方政府公款支出的。乾隆朝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就承认：“我们并不自出己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自肥囊橐。”比如，浙江巡抚福崧到任后，马上吩咐盐运使柴桢“代办”贡品，有玉器、朝珠、手卷、端砚、八音钟等件。这一次进贡花费白银三万八千余两，全都计在盐运司衙门的公款上。客观地说，如此频繁的进贡、如此昂贵的贡品，完全超出了地方督抚的经济承受能力，逼着他们不得不去违规、违法筹措资金，勒索下属、收取贿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