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亦可以从历史不同的背景看，佛教的和平传人，“激活”了整个盛唐文明，造成了亚洲文化的大融合，使中国古代社会上升到峰巅。而太平天国试图引人基督教神学知识，为何却不能造成整个世界文化的相融合，只能加速了清朝的腐败、没落、丧权辱国？……这一切，我们又能从中领悟到什么？
毫无疑义地，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朝代更迭，总是借助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恰巧是这种所谓的“一质一文”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充分说明其封建王朝与农民起义的“对立一互补”的作用，一种在震荡之中的超稳态平衡，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总是处在同一的历史水平线上。所以，农民起义不可能打破任何封建统治的“天条”。打倒皇帝做皇帝，则是一切农民起义的必然归宿。所谓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从来是不切历史实际的幻想，它只是在起义之际起鼓动作用，一旦成功便烟消云散。农民起义的“平等”，与一人之下万众甸甸式的“平等”从来是相通的，惟一靠农民起义成了皇帝的朱明王朝，恰巧是中国古代史上最等级森严、最不平等的、大搞特务政治及文字狱的王朝。由此，不难解释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出现的封建迷狂、 自栽内江等种种可怕败亡现象。它似乎是高度集中地表现了面临末世、不可以再度重演的封建王朝（哪怕它就是靠农民起义而确立）的一切垂死的、因垂死而恶化的种种特征。它预示着，再靠农民起义而改朝换代在中国已经是不可能了，是不再为历史所要求了——这，才是太平天国给近代史作出的最鲜明、也是最有意义的启示，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实质所在，是太平天国真正的历史功绩！在太平天国之后，任何农民起义都只能是一场历史的闹剧，哪怕它在当今中国所能调动的人力最广、涉及面再大，也不可能改变历史的前程。